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–哲学和物理(代序)
常常有人问：“你们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人，对哲学有什么看法？”
一言难尽。
应当说，学物理的人，对哲学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。事实上，物理本身就是自然哲学，教过书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：在讲课中间穿插几句方法论、认识论的哲学，不但会使课程生色，而且还有助于学生对物理的理解。甚至，有的时候，他的作用不只是“有助于”，而且是“必须的”。例如，在讲量子力学的时候，很难不涉及测量及实在的哲学。
哲学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，我想，原因之一是物理的发展确曾得益于哲学。比如，开普勒追求行星运动的和谐，是来自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启示；牛顿坚持经验论来发展他的理论，以致整个经典物理学的研究方法都染有实在论的色彩；量子论的成功则与实证论紧密相关；广义相对论的创立有极明显的唯理论的作用。今天的物理学，正在追求着超对称、超统一，似乎又会到了开普勒对和谐的追求了。
可见，哲学是有用的，对于物理的教学，它是有用的；对于物理的研究，它也是有用的。正是这种有用，激发了我们对哲学的兴趣。
然而，我们的兴趣被戏弄了。第一次促使我强烈感到这一点的事情，发生在70年代初。那时，我和我的同事开始转向宇宙学研究。动机很简单，自从1965年发现微波背景辐射之后，宇宙学越来越物理化，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从事这项研究，我们也就是这种被吸引者。可是这种纯然物理的研究，却被斥为“为宗教服务”、“搞伪科学”云云。这些无知的哲学干扰，使我心目中的哲学形象顿时改变了。原来，哲学总是和高尚、智慧联系在一起的，现在则觉得，哲学讨厌极了。不能不下决心象哄苍蝇一样哄走这些哲学，否则就无法有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。
宇宙学事件发生在10年“反常”期。由于那时一切反常，所以，上述类型的哲学干扰似乎也只是一时的“反常”而已。也就是说，“反常”期里，使用坏的哲学以坏的形式去指导无力，故而造成错误。不过，仔细思考之后我没有天真地接受这种“反常”说明。因为，历史事实是，建国以来所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批判，都是错误的。我们还可以看一件更早的史实。1908年成书的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中用哲学对物理学家的研究作过具体指导，即对马赫的时空理论的批评。现在应该有勇气去说了，从物理学角度看，那些指导是错的。她只表明指导者不懂（至少不了解）物理。应该特别强调的是，其错误并非是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结果，而是就当时的物理水平而言的。
这个例子应作为一个教训，哪怕好的哲学，一旦被放到所谓“裁判者”的地位，要它对物理学的具体研究说长论短，告诫物理学家应当这样这样，不应当那样那样，大概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了。
哲学，特别是有见地而非肤浅的哲学，对物理是很有用。然而，“有用”并不等于那种凌驾于物理之上的“裁判”。数学对物理非常有用，但数学并不是物理的裁判者；形式逻辑对物理一非常有用，但形式逻辑也不是物理的裁判者。哲学，象数学、形式逻辑一样，也只是对物理研究有用的一种工具。
1981年，国际宇宙学界在梵蒂冈举办过一次学术讨论会，我也应搞去参加了。会上散发了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讲话，谈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。他说：“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合作，只要是在任何意义下都不破坏各自的自主，就对双方都是有益的。也就是，宗教要求笃信宗教的自由，科学则强烈主张研究的自由。”随后，他还提到，由于教廷曾经无视科学所应该有的自主，导致了对伽利略的错误判决。
这些话，倒是我有点感触。科学的反战终于使宗教承认，神学不再具有“判决”科学的权威了。科学获得了独立于宗教的自主，“科学史神学的奴仆”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了。可叹的是，今天的一些“哲学”里手，却仍然不愿干干脆脆地承认哲学也不具有“裁判”科学的权威。不是吗，最近还有这样的一位在构造什么“宇宙总规律”，用以作为衡量物理宇宙学的最终判据。甚至，还把这种做法自称为“马克思主义的”。其实，这类东西还不及保罗二世之后的神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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